内藤湖南 等《中国访书记》

2020-09-21 14:13 来源: 九州出版社

  清朝初期开始,有名的藏书家很多,钱谦益及其族孙钱曾,又有季振宜等人。顺治年间比康煕初年有名的人更多,然而藏书家最盛的时期乃是乾隆中期以后。乾隆末年经嘉庆到道光初年,苏州的黄丕烈是最为有名的,可以称得上是全清朝第一藏书家。

  黄丕烈收藏了宋版书百余种,号称“百宋一廛”。那时的藏书家,不仅以收藏数量之多为自豪,而且努力寻求古版本,更有甚者是下功夫以古版书对通行本进行校勘。这个黄丕烈,就是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人,他所刻的《士礼居丛书》,多以宋版和其他古版书翻刻而成,极为精致。清朝出版的最好的版本丛书,至今仍价值很高,无能匹敌,传到我国的,恐怕不会超过二部。

  藏书家对藏书之事,又追求各种趣味。当时的古书校勘第一人顾广圻,作了《百宋一廛赋》,极力赞扬黄丕烈藏书之丰富,在藏书家之间很有影响。黄丕烈自嘉庆年间始,连续十年举行“祭书”活动,即在自己名为“读未见书斋”的书斋中举办祭书之事。后来也曾在“士礼居”祭书。每次祭书时,必然会作画,黄丕烈的学者朋友们,又为画作“图说”,前面提到的顾广圻,曾作《士礼居祭书诗》,流传至今。昔有唐朝贾岛,每年岁末之时,会为自己一年所作的诗进行祭诗,传为文坛佳话,祭书之事则始于黄丕烈,堪称又一文坛佳话。黄丕烈的藏书,之后辗转于今天中国、日本的藏书家手中。不用说,人死后藏书会散佚,其实不光是死后,有的人在世时藏书就有散到他人手中的。中国喜好藏书的人,多是如黄丕烈般的读书家,而且热衷于校勘,和有很多钱、搜集了很多书不读的日本人是不一样的。不论有多少财产的人,尽全力搜集书籍的结果,就是晩年大多贫困,为了维持生计,书籍就不得不卖掉。黄丕烈也是这样,五十岁以后大部分钱都用光了,把许多珍本卖给了当时(嘉庆末年)后起的藏书家汪士钟,这事可以在年谱中看到。后来,他曾不得不从汪士钟那里借出自己曾卖给他的书进行校勘。但无论如何,搜求古书之事,绝不会停止,一方卖出,一方买入,如此这般。黄丕烈晩年(道光五年)也就是六十三岁时,自己开了家书店,这年年末就去世了。

  汪士钟是黄丕烈之后有名的藏书家,他所刻的《仪礼单疏》扬名于世,今日我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得到了这部书。此人本来开有一家布匹店,非常有钱,可是他的藏书不久也散佚殆尽了。他的藏书处名为“艺芸书舍”,所散的书,被常熟瞿氏与聊城杨氏收入,此二家乃今日中国现存的二大藏书家。

  藏书家中遭遇最悲惨命运的是张金吾。此人也是乾隆末年出生,道光八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。张氏的亲族中藏书家很多,金吾的从父张海鹏以刻书而有名,出版了《学津讨原》《墨海金壶》以及《借月山房汇钞》等大部头的书籍。张金吾作为这家族中的一员,从年少时就在增益前辈藏书的基础上,加之自己搜集到的,号称藏有八万余卷书。他的夫人同样也是有学问之人,夫妇同样爱书,研究学问,著述也相当多,却都不出版。他三十三岁那年,买入了十万余个活字,用以出版大部头的书籍。其中之一就是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用了二年时间,将五百二十卷的书籍,印了二百部,直到现在依然是历史学家非常看重的书籍之一。他的藏书处名为“爱日精庐”,最初编有《藏书志》四卷,之后又有增补,最终编成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四十卷,是对自己家所藏书籍中最好的书的解题。这套书也是用活字印刷的,至今仍为藏书家所重视。然而,张金吾最不走运的事是,他的《藏书志》出版时是四十一岁,而在此前一年,他失去了所有的藏书。他的侄子张涣因为曾贷款给张金吾,就将其十万四千卷藏书全部夺走了。张金吾自然是非常悲痛,他写道:“何意聚之二十年,散之一日夜,云烟过眼,竟若是之速也。”

  翌年,张金吾又不幸失去了爱妻,他原来有相当的财产,经此事变后,就很贫困了。丧妻之后,他日日手抄《金刚经》,半年以上日日读诵,不久,自己也与世长辞了。

  藏书家中张金吾是晩年最不幸的一人。大体在中国的藏书家,那些自己爱好读书且又百般搜求书籍的人,几乎没有能数代相延续的,而不甚读书的藏书家,却能数代相续,这真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。正如上文所言,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嗜好散尽财产,晩年藏书不幸散失,但这种事情大多是先前不以为虑,尽全力收集书籍、作藏书志,又翻刻善本,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藏书以贻后世,不如说是由于藏书家内心夙愿的驱动。这种不可思议的嗜好,是近代中国发达之处。

  文 | (日)内藤湖南

  选摘自:《中国访书记》内藤湖南 等著,九州出版社

  

  内容简介:

  本书在广泛搜集清末、民国年间来中国考察访问、留学进修的日本中国学家及青年学生——包括内藤湖南、岛田翰、田中庆太郎、武内义雄、神田喜一郎、长泽规矩也、吉川幸次郎等七人的学术游记、日记、回忆录的基础上,抽取出与访书、购书有关的篇什,翻译而成。本书涉及图书史、近代学术史、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学科,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,又有生动的可读性。

[责任编辑: 冯武清 ]